2014年秋季学期，财政系论文研习会定于每周一中午12点在A217教室举行。该论文研习会由财政系教师、博士和硕士组成，采取师生轮流报告期刊论文的形式进行，意图通过阅读、报告和讨论前沿文献等举措提高学生文献阅读能力，培养学术意识和思维，活跃学术氛围。
第一期，冯俊诚老师报告AER论文：Mafia and Public Spending: Evidence on the Fiscal Multiplier from a Quasi-Experiment。
利用意大利的自然实验，Acconcia et al（2014）考察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乘数问题。1991年意大利通过一项法律，在有证据表明地方政府的决策受到黑手党控制或者影响时，中央政府能够直接任命新的委员会来代替之前由地方选举产生的议会行使地区治理职能。利用1990-1999年市级数据（municipal data），Acconcia et al（2014）发现，在中央任命的委员会进行治理的第一年会导致政府支出（投资性支出）显著下降（约20%）。基于此，Acconcia et al（2014）利用有关黑手党犯罪法律所引致意大利地方政府调整来界定外生的政府支出冲击，进而估计财政支出乘数。最终发现，省政府支出乘数为1.5，考虑长期动态效应后，政府支出乘数为1.9。此外，黑手党犯罪活动仅仅影响财政支出，而未对税收政策造成冲击，所以，Acconcia et al（2014）的研究在估计支出乘数时，有效规避了现有研究估计政府支出乘数是对税收收入保持不变或者收入（税收）与支出乘数相等的严格假定。
第二期，刘志红报告QJE论文：Strengthening State Capabilities: The Role of Financial Incentives in the Call to Public Service
通过墨西哥RDP（Reg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的研究，Dal Bó et al（2014）探讨了经济激励（工资水平）对公共部门招聘的影响。在雇佣员工上，公共部门不仅关注员工个人能力，同时还要求员工拥有较强的公益心（strong public sector motivation）。具体而言，Dal Bó et al（2014）考察了如下问题：（1）经济激励能否吸引更多、更有能力的应聘者？（2）高的工资是否确保公共部门能够足够多的职位候选者？（3）工作地点的恶劣环境条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空缺职位的填补，高工资是否有助于弥补这一负面影响？在建立理论模型以及计量分析的基础上，Dal Bó et al（2014）发现，RDP招募中，高工资的地区吸引更多有能力的应聘者；同时，高工资的地区，应聘者的工作接受率也较高；2；较糟的工作环境会显著降低工作接受率，但高工资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第三期，周港报告AER论文： Sales Taxes and Internet Commerce
依据美国相关法律，电子商务交易的双方如果在同一个州，则需缴纳销售税（sale tax）；而如果电子交易是跨州进行的，则不需缴纳销售税。在结算时，销售税（价外税）的“意外出现”可能会减少购买者选择本州卖者提供的商品，而转向州外的其他卖家。Einav et al. （2014）利用eBay网站上商品展示形式以及税收缴纳方式来考察销售税对购买者行为的影响。同时，利用跨州销售收入占比和在线销售收入占比等指标的基础上，Einav et al.（2014）分析了电子商务对跨州交易、线下交易替代性的影响。Einav et al.（2014）发现，销售税率增加1%，购买的可能性大约减少2%，在线购买的税收价格弹性接近1.8。如果州销售税税率增加1%，会导致该州消费者转向在线购买（外州卖者）的比率增加2%，同时，本州买者的在校销售减少3%-4%。
第四期，成峰报告JDE论文：Estimating Returns to Education using Twins in Urban China
利用国家统计局在五个城市的城镇双胞胎调查数据，Li et al.（2012）估计了我国城市的教育回报。由于双胞胎（特别是同卵双胞胎）的基因和家庭环境基本相同，通过对双胞胎数据的组内差分能够解决OLS估计教育收益率的偏差问题。Li et al.（2012）发现，混合OLS估计的教育收益率为8.4％，与9%的世界平均水平较接近；而同卵双胞胎组内差分估计结果为2.7％，采用工具变量纠正测量误差后，估计结果为3.8％。Li et al.（2012）认为，中国的教育体制更多的是承担选拔人才的作用，即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应试教育。在数据上，作者发现中国高中的教育回报率较低，而无论是高职还是大学，和美国的相同教育相比，其教育回报率要高出很多。至此，他们认为中国的教育体制，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筛选学生进入大学的机制，而没有给学生提供工作中所需要的技能方面的教育，这是导致教育回报率低下的主要原因。
第五期，林迪珊报告RED论文：Income Taxation of U.S. Households-Facts and Parametric
利用美国IRS（Internal Revenue Service）2000年Public Use Tax File数据，Guner et al.（2014）考察收入、婚姻状况和抚养孩子个数对联邦所得税税负的影响。相较于收入分配问题，人们对税负的分配状况缺乏关注。Guner et al.（2014）发现，平均有效税率随着收入增加而增加；在收入较低时，未婚家庭的有效税率高于已婚家庭，随着收入增加两者逐渐趋同，对最高收入而言，未婚家庭的有效税率反而低于已婚家庭；尽管对不同收入阶层的影响存在差异，但抚养小孩均降低了有效税率；在所得税的支付上，14.5%的已婚家庭和31.8%的未婚家庭的税收负担为零，最高20%收入群体获得总收入的61.3%，支付了79.1%的税收。在对美国所得税累进性的探讨中，Guner et al.（2014）认为，一方面有效和评价税率的考量上，所得税具有累进性，但另一方面，当收入达到一定时，税率基本保持不变。
第六期，张志远报告RES论文：Migration and Economic Mobility in Tanzania将人口从农村、农业部门的迁出被认为是走出贫困的有效措施，但微观数据的缺乏使得西安现有研究甚少探讨移民对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利用坦桑尼亚的跟踪调查数据，采用DID模型来分析迁移对居民消费的影响。Beegl et al.（2011）发现，相对于留守，迁出导致居民消费增加36%，而且不论是迁移到偏远地区、农业部门或者其他情况，消费均有所增加。迁移的高回报，为什么有人依旧选择留守的分析中，Beegl et al.（2011）从个人特征、地区层面等角度分析了影响阻碍迁出的因素。
第七期，黄克珑报告AER论文：Taxation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f Superstars
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Kleven et al.（2013）研究了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对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影响。税率变化存在两类效应：1）能力分类效应（sorting effect）。提高外籍球员适用税率，将挤出（外籍）高能力球员劳动供给，增加（本地）低水平球员劳动供给；2）取代效应（displacement effect）。降低外国人适用税率，将增加外籍球员劳动供给水平，挤出本地球员劳动供给。采用合成控制方法，对西班牙和丹麦的研究表明， 所得税优惠有利于引入高端足球人才，但挤压了本地低水平球员的求职空间。用1985年以来14个欧盟国家足球市场就业数据，运用面板回归的技术，Kleven et al.（2013）进一步检验了税率变化会对球员的国际流动产生影响。
第八期，覃创建报告AER论文：The Effect of Evaluation on Teacher Performance
通过辛辛那提公立学校（CPS）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数学教师样本，Taylor and Tyler（2012）分析了针对教师的绩效评估如何影响学生成绩。因为在教师的评估中，并不囊括学生成绩，所以可以通过比较同一教师不同时点（within-teacher over time）的学生变异来考察教师绩效评估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评估之前，处于评估期的教师在教学上更为有效（学生数学成绩会提高10％个标准差）； 即便评估之后，教师在教学上也更为有效。绩效考核使得教师获取有关教学表现的信息，进而促进教学技能的改善，特别地，表现较差的教师在评估之后教学改善更为明显。Taylor and Tyler（2012）认为，绩效评估是促进教师职业发展的有效形式。
第九期，卢晓军报告QJE论文：How Large is the Government Spending Multiplier? Evidence from World Bank Lending
基于29个低收入国家的数据，以世界银行援助项目的支出作为工具变量，Kraay（2012）测算了财政支出乘数的大小。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世界银行贷款项目成为其财政支出的重要来源，同时，世行贷款项目贷款计划在申请时就已经确定，与该国目前的宏观冲击相关性不大。因此，Aart Kraay（2012）用世行项目支出作为低收入国家财政支出的IV来估计执法支出乘数。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回归结果对强影响点的敏感性、支出与经济冲击的内生性问题等）之后，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支出乘数较小，约为0.5。从预期因素、优惠贷款等角度，Aart Kraay（2012）分析了乘数估计值较小的原因。
第十期，黄晓虹报告QJE论文：Regional Favoritism
Hodler et al.（2014）利用领导人出生地与卫星灯光数据，并采用1992-2009年，126个国家的38427个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域偏向性政策 （regional favoritism，沾光效应）。不少现实案例与研究文献都表明，领导人在其任内会通过转移支付、税收优惠与公共投资等手段特别照顾、维护出生的政治经济利益，由此造成政策的地区偏向性，本文实证考察了这一问题。作者以由卫星搜集的各地区夜间灯光强度数据作为考察指标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党政领导人出生地区的灯光密度显著高于其他地区；（2）从时间角度出发，“沾光效应”随任期增加而增大；（3）从空间角度出发，发现“沾光效应”不仅在领导人出生地有显著作用，而且还会惠及到领导人家乡更大范围的所在地；（4）政治制度与教育水平较高的地区将减弱“沾光效应”等结论。
第十一期，贾雁岭报告JoE论文：Regional Favoritism
在对HCW（2012）的方法改进和完善的基础上，Bai et al.（2014）以2011年1月在上海和重庆的房产税试点改革为自然实验研究了房产税对房价的影响。Bai et al.（2014）用其他省市的房价估计出上海和重庆若没进行试点时的房价，并将其与实际房价进行比较发现，房产税试点改革使上海的房价下降11-15%，而重庆的房价上升10-12%，试点后重庆房价上升是因为其根据住房类型实行了差异化的房产税政策，导致高端住房的价格下降而中低端的住房价格上升。
第十二期，李潇报告JoPuE论文：“Do the right thing：” The effects of moral suasion on cooperation
道义劝告对影响人们的行为的实例普遍存在，但文献中道义劝告的效应和作用机制却知之甚少。Bó and Bó（2014）通过一系列自愿捐款博弈实验，研究了道义劝告对合作的影响，结果发现：（1）观察到带有道德标准（Golden Rule or Utilitarian ）的信息的样本相比观察到其他信息（没有道德标准或非道德标准）的样本，其捐献水平显著而短暂的提高；（2）在每轮存在惩罚选项的情况下，道德信息的效应变的持久，惩罚与道德信息共同维持了合作；（3）道义劝告通过同时影响期望和偏好来起作用。
第十三期，苏国灿报告JoPuE论文：Minimum wage and tax evasion: Theory and evidence
Tonin（2011）通过对法国2001年的最低工资改革来分析最低工资与企业避税之间的关系。在没有最低工资的情况下，企业和员工会联合在一起，在税务机关稽查的约束下，选择最优的上报工资，而隐瞒部分的工资，进而逃避部分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由于最低工资的存在，企业只能上报最低工资及以上，或者直接不报工资，而让工人在黑市中工作。首先，Tonin（2011）通过理论模型得出，如果提高最低工资，就会提高企业的遵从度，从而降低员工的隐瞒收入。其次，Tonin（2011）通过实证得出，随着最低工资的提高，那些在两个最低工资之间的员工的食物消费和消费收入差在最低工资提高后出现了显著的下降。由此可知，如果政府想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来提高那些低收入这的收入只会导致那些人失业，但这样做却可以提高部分员工的遵从度以及提高财政收入。
第十四期，席鹏辉报告AER论文：US Food Aid and Civil Conflict
对发展中国家的人道主义援助是拯救生命，舒缓不幸状况的重要政策工具。近年来，人道主义援助备受争议，不仅因为援助效率低下，并被认为加剧了冲突。以小麦产量和接受美国援助可能性的交互项作为IV，Nunn and Qian（2014）考察了美国食物援助对被援助国冲突的影响。他们研究发现，美国食物援助导致国内冲突的发生率增加，但对跨国冲突作用并不显著。同时，美国食物援助挤出该国接受的其他援助。进一步，Nunn and Qian（2014）发现，食物援助对小规模冲突（战斗死亡人数在25-999之间）的影响更为显著，同时，食物援助对冲突开启影响并不显著，但导致冲突持续的时间延长。
（财政系 冯俊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