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夏秋之际，我成为厦门大学80年代的第一届新生，走进厦大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习殿堂。那时候中国大地刚刚吹起改革开放的号角，社会经济发展气象万千，青年们求知欲望强烈，渴望获得学习深造的机会，充满学习知识，献身事业，报效国家的憧憬。能够经过百里挑一的全国统一高考进入厦大，我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一进厦大，最早接触的就是经济系团总支书记，我们专业的辅导员黄定基老师。应该说，在厦大的四年学习生涯，我与黄老师的联系是最密切的了。黄老师知道我在进入厦大以前，有过插队知青和军工企业工人的经历，在农村、工厂都担任过一些职务，一入校便被指定我为班级的临时负责人，后来又担任班长、系团总支副书记和学生会主席，与蒋淮、朱之文、徐谦、陈碧月等学长在黄老师领导下开展经济系团总支、学生会的工作。黄老师当年对做好系里的学生工作是倾注了心血，管理细致、工作严谨，对经济系团总支、学生会的各项工作，包括参加全校的运动竞赛、文艺演出、节日安排、征文比赛等各种活动抓得无微不至，对学生们的思想、学习、生活也关怀备至。但也有不少学生对他很有意见，因为他连学生的晨练出操偷懒、宿舍卫生死角和男女同学之间蛛丝马迹的感情升华都不放过，总是希望经济系在全校的各项竞赛中都能拿第一。我们当时毕业时都请老师在毕业纪念册上留言，他给我的毕业留言是“把自己锻炼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可见他对献身事业的热忱和对学生的要求与期望。
我们第一堂专业课是李秉濬老师讲授《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课程。秉濬老师面容清癯，不苟言笑，但语言幽默诙谐，富有哲理，充满睿智。他的授课思维缜密，逻辑性强，言简意赅，环环相扣，感觉不到一句多余的话。他的第一堂课使我感到很震撼，厦大有这么好的老师，有如此高深学问的老师向我们传授知识，选择就读厦大经济系真是我的幸运！因为我那年的考分可以读北大，而我选择了厦大。从秉濬老师的授课中，我知道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每堂课我几乎都一字不漏地做好笔记，心想着今后我如果走上讲台讲授经济学，就要像秉濬老师这样讲课。秉濬老师喜欢学生提问，欢迎学生课后随时向他求教，我们几位同学也常在晚上和休息日到他家喝茶、探讨人生、社会和经济学问题。
吴维嵩老师为我们讲授《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可没多久就调到福建师大了。他不仅讲课精彩，还有很深的音乐造诣。入学前我对交响乐一窍不通，有一天下午下课后路过三家村，看到学校举办如何欣赏交响乐讲座的海报，讲者竟是给我们讲授“经济学”课程的吴维嵩老师，觉得好奇新鲜，晚饭后早早就到现场。维嵩老师以贝多芬的《英雄》、《命运》、《田园》、《春天》、《欢乐颂》等交响曲，放一段讲一段，听了他的讲解，我才明白交响乐作品如何体现作者的性格、心情、意志和思想，反映时代的特征和社会历史的现状，对如何欣赏贝多芬及其他交响乐作品懂得了一点道道。
吴宣恭老师当时是经济系主任，后来担任经济学院副院长、副校长和校党委书记，他给我们讲授“政治经济学原理”课程。宣恭老师睿智豁达，温文尔雅，讲课旁征博引，逻辑严谨，用语朴实，有板有眼，很容易记录，上完课再重温笔记，就像是一篇论文。他在我们即将毕业的时候，勉励我们班的同学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为实现四化鞠躬尽瘁”。我毕业分配到中山大学，宣恭老师鼓励我要“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还为我写一封推荐信给中大经济系系主任张志铮老师。张志铮老师也是王亚南老校长的得意门生，40年代随王亚南老校长从中大来到厦大，后再由厦大回到中大，是当年广东名声赫赫的经济学教授。2014年7月，我们回校举行毕业30周年聚会，宣恭老师出席了我们的师生座谈会，还能叫出我们班许多同学的名字，送给我们一幅他赋诗的书法作品：“赋骊三十载，如今喜团圆。寒霜移旧貌，秋水辩童颜。欲诉惊时短，相依怨日迁。皆期常来聚，珍重待来年。”可见宣恭老师与我们当年和如今的师生情谊。
王洛林老师当时任经济系副主任，给我们讲授“世界经济”。他在南斯拉夫留过学，讲苏联、东欧经济时，将政治经济理论与在东欧留学的亲身实践经历结合的惟妙惟肖，讲课如抽丝剥茧、层层深入，分析事件的背景、动因、发展和趋势。听他的授课如沐春风，清新诱人，就是一种享受。洛林老师是著名经济学家、《资本论》翻译者王亚南老校长的公子，毕业于北大经济系，但很朴实低调，治学严谨。后来担任校党委书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毕业后在各位老师中我与洛林老师接触较多。一是有机会在北京、南京、香港多次聆听他的演讲；二是有幸协助他在广州开展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调研。在20世纪末亚洲金融风暴期间，他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到香港调研，对我们跟踪亚洲金融风暴的研究成果感兴趣，我也就一直向他提供直到我们的研究工作结束。
陈可琨老师那时刚移居香港，在香港《经济导报》任职，还不时回校开办香港经济的讲座。那时候对外联系的门才刚刚打开，香港的任何事物还是新鲜热辣的话题。他的讲座让我们耳目一新，非常受同学们的欢迎。每次演讲校内最大的阶梯教室不仅座无虚席，连过道和窗外都站满了人。对陈可琨老师的学识、才华与为人我非常敬仰，他的讲座只要我知道一定是场场必到。听了他的演讲，我对香港社会经济有了初步的认识。我到香港工作时他已任香港《经济导报》的总编辑，我那时负责粤海集团的企业战略发展与研究工作，经常请教他，邀请他为广东驻港企业和粤海集团的管理层培训讲课。他的讲课，是广东在香港举办培训最受学员欢迎的课程。陈可琨老师还十分热心厦大旅港校友会的事务，出任旅港校友会理事长。遗憾的是，他已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当年就是因为在农村插队，琢磨研究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资本主义尾巴”喜欢上政治经济学的，罗郁聪老师循循善诱、深入浅出地为我们讲授《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选读的课程，解答了我的一个又一个疑难问题。记得罗郁聪老师给我们上最后一堂课的时候，深情地将郑板桥的《竹石》诗抄写在黑板上:“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勉励我们走出校门后，要自觉地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市场经济的惊涛骇浪，坚定信念，联系群众，奋力拼搏，挺拔成长，冲破险阻，不断进取。毕业时，他又赠送给我郑板桥的另一首《竹枝》诗：“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以此教导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
蒋绍进老师为我们讲授“资本论”，讲课时将厚厚的《资本论》往讲台上一放，拿个粉笔头就侃侃而谈，对所讲授的内容滚瓜烂熟，也不用看讲义。但讲课很严谨，慢条斯理、不紧不慢地旁征博引，费解的《资本论》经他那么一讲解梳理，顿时感到茅塞顿开，对我认知的提高受益匪浅。
周元良老师当时任经济系副主任，教我们“政治经济学原理”和“人口理论”，还带领我们班到晋江和福州开展调查实习。他讲起课来，引经据典，绘声绘色，极其生动，不时对一些社会现象和官场作态进行抨击、点评，拿着毛巾擦着满头大汗，也是经济系发表论文最多的老师之一，在校期间还指导我在省、校级刊物发表了三篇论文。我与三位同学由他指导毕业论文，在系评审中得优秀，两位得良好，成绩公布后他很高兴，请我们四位同学到他家大一餐。
我们的“会计学”是陈仁栋老师上的，陈老师能够将纯应用学科的会计课上得富有哲理。他告诉我们大学的会计课不是简单地学会记账、看账，重在掌握财务核算，懂得如何运用财务知识盘活、扩大资产。他还将“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这一会计学理论引入社会与人生，告诫我们人生犹如一部借贷的账本，一份付出一份收获，没有无缘无故的收获，也没有毫无意义的付出，在人的一生中，付出和收益通常是对等的。鼓励我们掌握知识本领，今后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葛家澍老师在会计与人生的讲座中也对此做了深入阐述。
入学后的第一个中秋节我是在潘懋元副校长家过的。那天下午系办公室通知我晚上到潘校长家，潘校长那时住在水库下的一栋小别墅。去后见到许多不同年级、不同系的学生，我与几位1980级的学生坐在一起。潘校长的大公子潘世墨是1977级哲学系的，在那张罗，后来也成了厦大的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潘老校长是广东潮汕人，非常巧合的是我们几位80年代在潘校长家过中秋的不同系的1980级学生，毕业后都到了广州，而大家又都是福建的考生，我们都惊诧怎会有如此巧合。潘校长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始人，我本科毕业后他还鼓励我继续深造。因我的舅公李培囿教授是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的博士，四五十年代曾任厦大教育系主任，潘校长还鼓励我攻读教育学的研究生。
近几年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离开了厦大，为什么对母校那样地牵挂思念？我想，这其中有厦大文化熏陶的因素，更有厦大老师们为人师表，不仅带领我们徜徉浩瀚的知识海洋，还指导我们如何处事做人的缘由。正如我们校歌的歌词“学海何洋洋！谁欤操钥发其藏？”，“人生何茫茫！谁欤普渡驾慈航”。感恩国家，为我们带来难得的学习机会；感恩母校，为我们创造了美好的学习环境；感恩老师，为我们插上遨游人生、翱翔世界的翅膀！师恩难忘，恩重如山！
（单明）
作者简介：
单明，男，1956年生，1980—1984年就读于厦门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曾先后任职于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和香港粤海集团，现任厦门大学广东校友会名誉会长兼执行会长。
（本文转自《我的厦大老师》一书，林东伟主编、詹心丽副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