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柏林洪堡大学财政学教授Dirk Engelmann于12月15-19日应邀访问了厦大经济学科及财政系，主要日程包括主讲了财政系承办的“财税名家论坛第六十四讲”，作为主题演讲人之一参加了17-18日的“厦门大学第六届实验经济学国际研讨会”并发表了主题演讲，参加了与经济学科师生的交流活动。
12月15日下午，财税名家论坛第六十四期学术讲座在经济学院N301顺利举行。Dirk Engelmann 教授应邀报告了文章“对高收入群体征税的偏好：来自网络实验和实验室实验的证据”。讲座由叶茂亮老师主持。
Engelmann教授采用实验方法来研究高收入群体的跨国流动是否会给政府带来降低税赋的压力。近些年来，围绕着这个话题，学术界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涌现了很多理论和实证文献。这些研究大多有一个核心的假设：在面对跨国税收差异时，流动性较高的个人倾向于选择移民，而流动性较低的家庭在面对富人移民时会支持减税政策。但是，行为经济学对此假设是否成立并没有确切的结论。Jeneba(2014)在一次简单的课堂实验中发现，左倾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高税负。同时，Heinemann & Janeba (2011)从对德国政客的调查中发现意识形态在决定税收如何影响资本流动的观念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Engelmann教授及合作者的主要工作是通过网络在线实验和实验室实验来研究对高收入群体征税的偏好，检验了流动性劳动力最优税负标准模型的基本假设：在移民有利可图时富人是否会选择移民？在富人可能会移民的情况下低收入者是否会调整自己的税收选择？以及这些行为与政治观点的联系。这个实验是德国互联网跟踪调查(German Internet Panel, GIP)的一部分。被试者是参与GIP的3000多个家庭，这些家庭可以视为德国全体居民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在实验中，被试者会被分配穷人或者富人的角色，并选择一种再分配税，该税收对富人征收而转移支付给流动性较差的穷人。
实验中使用了多个组别来分析流动性和意识形态在税收选择中的作用。作者特别设置了一个实验组，该组中富人在迁移到其它地区时会产生迁移成本，而在与之对比的控制组中则没有相关成本。此外，作者外生地改变其它地区的赋税，以控制跨地区的税赋差异，从而控制移民激励因素。除了实验中的决策选择之外，作者还收集了被试者的政治偏好和个人特征（比如收入和受教育水平）的详细信息等因素。在实验前，所有被试者均被告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被随机挑选出来得到报酬，而该报酬与其所在小组的决策有关。
他们的实验得到了以下主要结论：
1. 实验结果与均衡理论的预测存在较大的偏差，并且不能用受教育水平来解释。由于排除了那些对实验任务最可能感到困惑而不能正确理解的人（即做决策所花时间最短或者最长的人），所以对实验任务感到困惑不是影响实验结果的关键因素。此外，对他人行为的信念更接近于均衡理论的自利预测，而偏离了他人的实际行为。这表明参与者能够理解实验的任务和激励，但是其它的一些因素，比如社会偏好，同样会影响决策行为。
2. 在许多情况下，理论预测的比较静态分析结果与实验结果相符。例如，在富人能够移民的情况下，无法流动的穷人会投票支持更低的税赋；富人会选择比穷人更低的税赋，而且在当地税赋升高的情况下他们倾向于迁移到其它税赋较低的地区。
3. 被试者对他人的信念通常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政治意识形态对自身行为有很大的影响。在扮演同样的角色（富人、穷人）和面对同样的情境（允许移民、不允许移民）时，左倾的人更倾向于选择高税赋。
综合以上结论，他们实验的结果为流动性劳动力最优税负模型的假设提供了部分支持，但并非与之完全吻合。在设定税收标准时，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可能比预料的更为重要。
Engelmann教授及合作者还开展了一个相关的实验室实验，其基本实验设定与前面的在线实验相同，但在两个地方有关键改变：（1）人为将两个地区配对并且允许富人在两者中迁移，从而另一个地区的税率是内生的。（2）基于在计算题中的表现决定被试者到底扮演穷人还是富人的角色。与在线实验的结果相反，实验室实验中被试者的行为更接近于子博弈完美均衡的预测结果。同时，政治意识形态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很小，但这也可能与实验中明显左倾或者右倾的参与者较少有关。
讲座期间，两院师生对实验设计、实验结论、德国相关制度政策等细节与Engelmann教授进行了热烈而充分的讨论。
除了本次财政名家论坛之外， Engelmann教授在12月17-18日举办的实验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中，还做了关于“内生机制”的主题演讲。在一般的公共项目投资决策研究中，投票规则是外生给定的，而少有研究探讨关于投票机制本身的决定。在这个演讲中，Engelmann教授探讨了投票者在几种候选决策机制中，是否能投票选出有效机制。他讨论了这一前沿研究方向在公共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与实验行为经济学中的前景。
（财政系 蒋爱清 叶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