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5日清晨，我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打开电话，耳边传来管理学院刘峰老师低沉的声音，他告知我厦大文科资深教授葛家澍先生逝世的消息。接完电话，我呆坐了半晌，39年前，葛老师当年的模样清晰地浮在眼前。
1974年秋天，我入读厦大经济系会计专业。虽说再次走进校门的机会来之不易，心中的兴奋难于言表，但彼时崇尚的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被分配到会计专业，心中难免带着一丝遗憾。开学伊始，每人获发一个算盘，第一堂便是“珠算”课。听着班上个别有基础的同学把算盘打得噼啪乱响，我这位“初哥”，逐个搬动着算盘珠子更是手忙脚乱。此际身后传来一个沉静的声音:“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我回答：“我以前不是干这个的。”顺着声音回头一望，看见一位穿着中山装的老师，中等个子，不胖不瘦的身材，一派慑人的儒雅。事后听说，这位便是我国会计界泰斗、鼎鼎有名的葛家澍教授，我不禁暗暗怪自己有眼不识泰山。
当时大学复课才第三年，经济系里只有会计﹑统计﹑财经﹑政经四个专业，每个专业开一个班，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有了与几位德高望重的教授近距离接触的机会。记忆深刻的是葛老师为我们上了一堂“会计学原理”，他那略带苏州口音、不疾不徐的声音，竟把我们预计会枯燥的会计学，讲得声动有味、峰回路转。每逢葛老师出现，课前课后总被学生包围，还是那淡淡的声音，轻轻一句便使大家茅塞顿开。
我家在厦门，每逢周末便急急地走到南普陀寺对面的公共汽车站乘车回家。当时鼓浪屿岛上还有一批厦大教师宿舍，葛老师也住在鼓浪屿。我经常在同一路汽车上巧遇葛老师，起初只是恭敬地打个招呼便无话，但时间长了，我的话也开始多了起来，从班上的趣事聊到社会上的问题。当时正是“四人帮”当道之时，也不知为什么我竟口无遮拦，时而肆意批评，时而露出鄙夷之情。葛老师总是不搭腔，也不制止。不知是否从他脸上隐隐的笑意中得到了鼓励，我总是叽叽喳喳，一路讲到汽车到站、告别下车为止。在我读书的那段日子里，印象很深的是有几次学校大喇叭突然响起沉重的哀乐。一次是在清晨操场上，晨运之中听到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热闹的操场刹那间静止，每个人都定格在哀乐之中，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另一次是在图书馆里，大家从埋首的书本中被喇叭声惊起抬头聆听，广播里传来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不久后，在宣布“四人帮”倒台的那个晚上，记不清是自发的还是有组织的，厦大学生高举火把冲出校门，在市区的街道上欢呼游行，回到宿舍时，每个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毕业后碰巧我到香港定居的申请也获批准了。那时国内尚未改革开放，就连身边儿时的玩伴都说，移民香港与“叛国投敌”仅一线之差。我不好意思与同学朋友一一告别，便悄悄地离开了厦门。十多年后，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内改革开放已进行得如火如荼，母校与加拿大某高校的交流来往非常密切，我当时也担任了厦门大学旅港校友会的理事。在一次接待由加拿大经港返厦门的母校代表团时，我很意外地遇见了葛老师。记得在寒暄了几句后，葛老师问我：“你也是会计专业的? 我有个学生叫王少华，听说来了香港，也不知过得怎么样了?”我说:“葛老师，那就是我呀!”葛老师惊讶地端详我一阵，才说：“是还有一点当时的影子。”也难怪，我已经从当年梳着两条辫子、瘦削的姑娘，变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是一个烫了一头短发、薄施脂粉、身材发胖、香港人口中的“肥师奶”了。在香港重逢，我们师生俩都十分高兴，那几天我陪着老师们在香港四处游览，尽了一番地主之谊。
作者（左）与葛家澍夫妇
在往后的20多年间，每逢我返厦门，一年总有一两次上葛老师家里拜访。葛老师和师母总是亲切地招待我，那真是我的快乐时光。在家中，我们一起欣赏老师和师母的老照片时，有趣地发现我竟在他们结婚的那年出生。我们曾一起张罗着为他留学返国的学生寻找工作，后来也一起为人家因两地分居酿成婚变而扼腕叹息。随着数码时代的来临，有一次葛老师兴致勃勃地在家中演示他的计算机程序，他说：“是学生帮我装的。”他脸上满意的笑容，至今仍深印在我脑中。随着时间一年年的推移，国内改革开放一步步的深化，我们谈话的内容也由公司里做贸易的繁忙变成了投资办厂遇到的种种困难。闲聊中，和读书的时候一样，葛老师总是三言两语，便拨开了我在改革开放这一条崭新的道路上偶然对前景看不透的迷惘。20多年间，我见到的葛老师总是一贯的风轻云淡，不变的宽容﹑睿智和儒雅。这大概就是深水无波吧? 我总记得他谈到学生们取得的种种成绩时脸上的骄傲，却一次也没听他提到过自己的学术成就和国家、母校赋予他的种种荣耀。每次离开葛老师的家，我总是如沐春风，带着净化清晰了的思绪，重新上路。
据说师母曾经是葛老师的学生，她圆圆的脸上永远挂着无忧的笑容，望着葛老师笑得开怀，不难想象她当年一定是位可爱的漂亮姑娘。有人说，女人的温柔和暴躁很大部分由她的另一半所造就，我相信这句话。两位老人相敬如宾，一室的阳光与温暖总让我乐而忘返。一直到那年，听说他的二公子英年早逝，葛老师也进医院动了手术。为人父母，我深深体会到白发人送黑发人那种锥心的痛，但在我去探望他时，葛老师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静，只字不提自己的心痛和病情，只是不停地赞扬他的主治医生的仁心仁术。当时葛老师腿脚已不如往日灵活，师母送我到电梯口时，低声对我说，葛老师心情不好，有时坐在沙发，良久不说一句话。说着，师母和我的眼眶都红了……最后一次，我捎回几瓶安神的中成药，带药去探望葛老师的同事回话说，葛老师一切安好。本打算初春回厦开两会时便去看望他，没想到就此永别。
我1974年入学至今40年，同班的同学大都已过了退休之年。同学中从政﹑做高管﹑经商皆有之，大概极少人是在会计岗位上退休的。由此可见，大学是座知识宝库，但不仅仅只在于职业上的训练。大学教育的意义在于它同时赋予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教导我们客观地对待事物，理清混乱的思想，弄清复杂的社会，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从而跨越专业技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而在这其中，我们的导师带给我们的是无穷的榜样的力量。葛老师硕果累累的学术成就，以及他那些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栋梁之材的满门桃李，为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浓浓的印记。他驾鹤西去，带走了我们心中的云彩。能走进母校，遇见了葛家澍教授这样的恩师是我今生的恩赐。带着无尽的怀念，在我的人生中，葛家澍教授永远是我面前的灯、路上的光。
（王少华）
作者简介：
王少华，女，1974—1978年就读于厦门大学经济系会计学专业；厦门大学王清明游泳馆捐赠者；现任厦门大学旅港校友会荣誉会长、香港福建社团联会副主席、香港厦门联谊总会理事长、中国高等院校香港校友会联合会常务副主席﹑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全国妇联执委、厦门市政协常委，港澳委员召集人。
（本文转自《我的厦大老师》一书，林东伟主编、詹心丽副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