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5日，我最尊敬的老师、我国著名的统计学家和统计教育家、厦门大学教授黄良文老师不幸因病与世长辞。
我最后一次见到黄老师，是在2012年8月5日厦门大学计划统计系毕业30周年的座谈会上。那时老师身体和精神都很好，只是感到他讲话声音略带嘶哑。后来才知道，老师患喉癌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喉咙一直有异样，但没有被及时确诊。2014年3月，因呼吸困难，老师住院做手术后，才被查出喉癌。他的喉管被切开，自此失声。9月15日，老师再次住进了医院。直到9月17日，我才在我班微信群中，得知上述消息。三天后，发布这些消息的王美今同学，恰好来杭州。我从美今口中，了解了老师病情的有关情况。22日，回到厦门的美今和沈恩杰两位同学，代表我们全班同学，去医院看望老师。美今转达了我对老师的问候，听美今说起我的一些话题，老师高兴地竖起了大拇指。在那之前两天，去医院看望老师的方平同学，也说老师虽不能言语，但思维清晰、精神不错。我们都默默地为老师祈祷，盼望老师病情好转。想不到，离这不足两个月时间就传来了噩耗，想不到老师走得那么快，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人间，离开了我们。
黄老师是我国老一辈的统计学家。1950年，他从厦门大学本科毕业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厦大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研究生毕业后，他就分配在厦大统计系担任统计学秘书。直到逝世前，他一直在厦大统计系辛勤耕耘，毕生献身于我国统计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为祖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统计人才。
黄老师一生勤奋治学，潜心研究，在统计学的许多领域都有深厚造诣和重要贡献。我在大学学习时，黄老师教我们的“基本建设统计学课程”。当时我们就知道，黄老师是我国投资统计学的权威专家。早在1952年，黄老师就白手起家，在我国最早开始研究从苏联引进的基本建设投资报表，并且结合我国投资统计工作的实践自成学科体系，成为我国投资统计学最具知名度的学者。20世纪70年代初，黄老师与钱伯海教授等一起，引进和研究西方国家的国民账户体系SNA，成为“文革”期间我国屈指可数的GNP和GDP研究的亲历者之一。他先后发表了《略论最终产品和最终产值》、《第三产业统计的理论问题》，为开创和推动我国新的国民经济核算做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初期，面对统计学教材缺乏而需求旺盛的形势，黄老师参与了《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社会经济统计学》、《统计学原理》等多部教材的编写，深受师生们的好评。他编写的《统计学原理》，创造了统计学界的一个纪录——总发行量超过300万册。20世纪70年代末，黄老师积极参与计量经济学在我国发展的奠基性工作，并倡议发起组织中国数量经济学会，他也成为我国最早招收计量经济学研究生的导师之一。
黄老师身为著名统计学家、资深老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虽然在学术上取得丰硕成果，却非常谦虚，从不在学生面前夸耀自己。记得1983年6月，我去参加全国第一次投入产出应用讨论会，期间有好几位全国有名的计量经济学家听说我是黄良文老师的学生，都对老师在我国计量经济学发展中的贡献表示敬意，作为学生，我这才知道黄老师这方面的学问也很了不起。他对学生、待众人都十分可亲可近，没有一点架子。凡是与他相处过的人，都会感到他是一位外表敦厚、性格谦和的好老师、好学者。前年，在黄老师从教60周年之际，我的同学、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谢鸿光写了一篇献给老师的文章——《我的老师，心中的佛》，这道出了我们的心声。确实，在学生眼里，老师就是笑口常开的“弥勒佛”：在课堂上，他对学生严格负责，但在平时，他对学生都是面带笑容，十分真诚。
大学四年，我与黄老师的交往并不早，也不算密切。那时，黄老师是统计系副主任，是厦大统计学最著名的几位教授之一，但直到大学三年级，黄老师给我们教“基本建设统计学课程”时，我才开始跟他有近距离接触。“文革”后1977级、1978级的两届学生，岁数相差很大，我在班级里年龄较小，学习也不怎么用功，跟其他同学相比，我给黄老师留下的片断印象是微不足道的。而老师给我的印象是特别和蔼可亲。他教书很认真，但并不为难学生。当时我们做学生的最怕考试，而黄老师说，考试只是一种形式，只要你们不是太不认真，通过我的考试并不难。黄老师果然说到做到，他的课程考试几乎没人不及格。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浙江省统计局工作，与黄老师的交往反而多了起来。毕业后的头几年，黄老师参加全国统计学学术会议、统计学教材编写编审会议或到各地讲学，多次到过或路过杭州。当时黄老师已是很有名望的教授，我只是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但黄老师却很看得起我，每次到杭州都会直接或通过“文革”前毕业的厦大计统系学生通知我。最初我去黄老师下榻的旅馆看望他，还略为紧张，怕没有话题，但与之交往后很快发现，其实老师很健谈，和学生聊上一两个小时也只能算小谈。这除了说明他知识渊博之外，还可以看出他拥有一颗倾听和包容的谦逊之心。当我汇报自己对统计理论问题的一些想法时，黄老师说，在政府统计部门工作，将统计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研究一些问题，是很有意义的，也能出成果，他要求我平时多用心思考和研究一些问题。话虽不多，但语重心长。在黄老师的教导和鼓励下，我开始尝试写一些文章。后来几次见到黄老师，向他谈起自己的研究心得，尽管这些心得相当肤浅，但他听得非常认真，也很有耐心，从不轻易打断。即使有些观点与黄老师不同，他也不介意，而是平等地交换看法。
黄老师在学校和全国学术团体中的职务不算太高，但是他在学生中的影响与威信大大却超过了他的级别。他的威信，来自于他真诚坦荡、豁达乐观的做人本色。我在与黄老师的交往中，也常常被他为人师表的人格魅力所感动。记得有一次，老师参加《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编审会议后回厦门，在杭州中转，住在杭州火车站附近的红楼招待所。晚上我去看他，分别的时候，黄老师送给我一本他编写的《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中“抽样调查”一章的打印稿。他对我说，我去看他之前，他已把书稿中打字员打错的几处公式符号和错别字都改正好了。看着他端正遒劲的笔迹，我十分激动。他那种老一辈学者一丝不苟、严于求精的学风，使我永远学习，难以忘却。记得还有一件事：1986年夏天，我参加在宁夏召开的全国统计科学讨论会，与另一位我敬重的老师钱伯海分在一个小组讨论。钱老师是小组召集人，他觉得我递交的论文有些问题，在小组第一次讨论时点名批评了我。其实，钱老师这种学术上直抒己见、不顾师生面子而只论曲直的科学精神，是非常可贵的。能当面聆听钱老师的批评指正，更是我的荣幸。但那时，我年轻不懂事，感到有点委屈，当天晚上去看望参加会议的黄老师时，像诉苦似地把这事告诉了他。黄老师听后，劝导我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他说，做学问要有宽广的胸怀，虚怀若谷，并善于从别人的批评中改进和完善自己的思想。这是他所钦羡的治学、为人之道，也恰是他的自况。黄老师在我国统计学界大名鼎鼎，但没有一点大学者的“派头”，他谦虚近人的作风，堪为一代楷模。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黄老师来杭州的次数越来越少。相反，我去厦门的机会倒是增多了。每次我到厦门，无论是开会、出差，还是参加同学会，都会由老班长恩杰陪同，去老师家看望老师。老师看到我们过去，就泡茶、切水果，很热情地招待我们。其中有两次，黄老师刚送走别的学生，就来迎接我们，坐而小谈，老师红光满面，谈兴甚浓，毫无倦意。黄老师从教60多年之久，桃李满天下，又是顾念师生友谊的性情中人，我在想，步入晚年的黄老师，在淡出教学工作之后，除了学术工作，做得最为忙碌和认真的事情，便是接待络绎不绝地看望他的学生。对于喜爱学生的黄老师而言，这已是另一种教育学生的方式。黄老师浑身洋溢着真挚、纯朴、睿智、豁达的精神，他永远是我们心中的佛。
（王杰）
作者简介：
王杰，男，1978—1982年就读于厦门大学经济系计划统计专业；现任浙江省统计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巡视员。
（本文转自《我的厦大老师》一书，林东伟主编、詹心丽副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